一、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基本原理

　　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科技的发展会带来制度的变迁，而制度的变迁又会反过来促进或者阻碍科技的发展。科学是解决理论问题，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科技一旦产生就往往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知识在不断地往前积累，自我向前衍生发展。但是到了人文社会领域就不一样了，社会领域是一个人的群体协商平衡的结果，制度都是人定的，有的合理有的也可能不合理。

　　制度的变迁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一种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就是指一个或者一群人相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变迁。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有国家或者集团主导的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有某一种在原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获利机会引起，是有关群体对制度不均衡引致的外在利润的自发性反应，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有关群体才会推进制度变迁，并且由于制度的转换、替代、扩散都需要时间，从外在利润的发现到外在利润的内化，需要经过许多复杂的环节，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为一群人或团体，它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

　　制度变迁是对制度不均衡的反应。制度的均衡是指在影响人们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一致时，制度的供给适应制度的需求，即人们对既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或满意状态，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或力量。相反当人们发现另一种制度安排带来的收益会大于现行的制度时，就会对现行的制度不满，从而产生改变它的愿望，这就是制度不均衡。对制度的需求主要是取决于一种感性认识：有了新的制度安排，就能够得到现存制度下所得不到的收益。而制度的供给却取决于政府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我们可以说诱致性制度变迁以需求主导为主，而强制性制度变迁以供给主导为主。

　　诱致性制度变迁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滴滴打车，网约车制度的出现，就是因为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在这种新的盈利模式的冲击之下，打破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并迫使政府推出了新的制度安排。二胎政策可以说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一个案例，是国家为了增加人口出生率，主动修改法律，全国上下统一执行。

　　二、新三板是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

　　新三板制度的推出，略有些复杂。

　　我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是对内改革释放人口红利恰好承接了对外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所铸就的完美结果。尽管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国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状态，但面对巨大的全球市场需求，依靠国内低价劳动力和大量的资源投入，中国仍然取得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或者抵消了“金融抑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但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化红利也在消失，世界经济陷入低谷，我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开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金融抑制”所带来的后果逐渐显现，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压力不断增大，所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释放民营企业活力就成为了市场和中央政府的共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做出了将新三板推向全国的决定，希望通过新三板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通过“金融深化”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推动整个国家层面的“产融互动”，继续保持中国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并实现有“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换的产业升级。

　　所以说新三板制度的推出，皆可以说是有着强烈市场需求也有着迫切政治需求，但由于我国对金融领域的管制，是不允许市场主动突破监管要求由企业来自行发行股票融资。所以资本市场相关的改革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自上而下推动的，其性质还是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

　　三、影响新三板市场建设的因素分析

　　既然新三板建设是属于资本市场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那新三板目前发展的困境就可以用分析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解释。有很多因素都可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程或成败，但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政府的能力和意愿，另一个是这种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一个比较权衡。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政府的能力和意愿。在此，我们要讲广义的政府细化为中央、证监会和股转公司。我认为股转公司在这场制度变迁的过程当中，股转公司是积极和努力的，但它目前只是一个执行部门，而非权力部门，“虽有报国志、无奈客京华”。党中央国务院也是积极的态度，因为不论是十八大还是十九大还是今年两会，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都是党中央国务院矢志不渝的目标，但党中央国务院只能制定宏观政策，指明方向和道路，还是要有国务院的各个部委去具体推动、执行。所以证监会才是真正推动新三板制度变革的权力部门，当年也正是在证监会的推动之下，才有了新三板的诞生和前两年的迅猛发展，但从2016年以后，证监会对于新三板或者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的态度，明显趋于冷淡，相对消极，在新三板推出之初就已经统筹设计好的竞价交易、私募做市都被长期搁置…

　　我们再来分析新三板改革这一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这一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绝对是一项帕累托改进，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如果非说有，那也就是会倒逼A股市场的高市盈率。因为A股市场因为其俱乐部性质，导致奇高的市盈率，新三板的推出可能会让A股市场权贵以及股民同时受损，这就像当面的国企改革会让国企的官员和职工利益同时受损一样。国家为了尽可能的降低对A股市场的冲击，采用了双轨制的策略，做了很多的制度设计，比如500万的开户门槛，限制了A股资金向新三板的流动。

　　我还是想讲讲新三板建设的收益。收益很多，捡几个方面说：一，可以让民营中小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和生机，企业家重燃创业激情，发挥企业家精神；二是创新、创业，成长型企业会获得股权融资，可以让经济结构顺利转型升级；第三，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可以攻下最后一个堡垒，那就是打破金融领域的计划分配体制，继商品、原材料、劳动力实现市场化后，在金融领域在资金分配领域实现市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得以最终确立。

　　新三板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双轨制改革，也是一场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想要成功就必须靠权力部门坚决的强力推进。

　　改革需要智慧和策略，但更需要责任和担当，希望有关部门拿出勇气，拿出态度，不要妥协、不要逃避，为创新创业成长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少做表面文章，多干正经实事。